进入21世纪，科技进步和城市化给人类带来了更强大的生产力。然而，越来越细致的分工使得个体在文化和情感上的距离越来越远。然而，家庭仍然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单位。尽管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清晰，人们对社区和组织的依恋程度大大降低，但家庭成员仍然是最亲密的社区。

中国人对家庭的尊重似乎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底色。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发动过一场反对家族的“革命”。一时间，家庭成为先进中国人眼中无知、落后、不堪忍受的代表，甚至成为民族进步的障碍。以下是学者群体对于新家庭的种种主张，从不婚、公教到恋爱自由，这些观念至今仍是社会讨论的焦点。赵延杰的新书《家庭革命：清末民初学者的视野》全面呈现了20世纪初家庭思想的起源与实践。笔者认为，这种家庭革命的表现有其自身的贡献和局限性。一方面，它是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思潮的自我投射，其中也蕴含着一些乌托邦的思想；另一方面，家庭革命的观念很多并没有带来好的效果，同时对20世纪的中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本书带我们回到那个特殊的时代：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下，中国人如何看待家庭？

告别传统家庭：国家与家庭的矛盾

论家族革命的起源，笔者将其归因于晚清嘉武、庚子的失败。从历史背景来看，这是事实。“民族国家”的概念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们不遗余力地建构“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家庭之所以受到批评，是因为家庭的背后是传统中国的秩序基础。宗法制度以家庭为基础，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支撑。上层皇权的传承是以宗法规则为基础的，基层乡村社会的治理也有赖于宗族共同体。皇权与乡村权力都与梁启超的“现代国家”截然相反。除了政治层面，传统家庭也与“伦理”相联系，这构成了恩派尔的道德基础。伦理学的核心是“三纲五常”，抽象的表述是“道”。作者指出，当中国在西方文明面前成为“野蛮”的象征时，“废礼”的趋势也在蔓延。显然，家庭作为中国礼仪的日常实践环境，往往与“专制”捆绑在一起，这自然成为国家改革的绊脚石。作为救亡图存的使命，家庭革命被赋予了应有的意义。个人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不再是狭隘的个人和社会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