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到未来:贝多芬与我们
“现象化”的贝多芬是时代的声音,在历史上受到不同人群的崇拜;无论是圣洁经典的贝多芬,还是普通的贝多芬,在后人的解读中都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意义和诠释。听听贝多芬的音乐,展望未来。在经历了传统的破坏和现代性的诱惑之后,我们能否超越各种矛盾,想象一个被大多数文明社会所接受的新秩序?我们能找到属于中国的独特体验吗?
作为重要的文化现象,贝多芬和他的作品从他活着的时候就被解释过(贝多芬对此深知,甚至试图引导,有时还故意搅浑水)。然而,像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人物一样,贝多芬首先是创造者,然后才是创造者。人们常常会犯错误,因为他们忘记了估计结果的前提,或者故意歪曲结果。正因为如此,在他死后,围绕这个“主题”出现了许多变奏曲:贵族和市民的贝多芬,日耳曼民族的贝多芬,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贝多芬;随着时间的推移,俾斯麦的贝多芬和列宁的贝多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社会主义的贝多芬和苏联的贝多芬,越共主义的贝多芬,“冷战”时期的东德贝多芬和西德的贝多芬;冷战结束后,出现了西方的贝多芬和非西方的贝多芬。此外,还有音乐家和知识分子的贝多芬,古典音乐的贝多芬,流行音乐的贝多芬;在我国,有自以为能听懂贝多芬的人的贝多芬,也有认为自己听不懂贝多芬的人,贝多芬就像一个无限丰富的矿藏,可以通过挖土机以他们能做到的最好的方式,根据他们的需要分配;进入这个秘密的地方的深度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没有人可以垄断和封锁它。即使你不知道或者不想了解贝多芬,你的生活和环境都有可能受到他的影响,很难摆脱。
我们必须认识到,从贝多芬时代到现在,各种新的艺术风格和学术思想共同构成了巨大的思想力量。再加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所形成的物质力量,古代欧洲已经形成了现代西方。然而,对于西方和世界在其控制和影响下,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贝多芬前所未有的形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各种内部意识形态体系都试图效仿和开放太平天国,争夺贝多芬的诠释权。自从贝多芬以来,除了娱乐、仪式和审美活动之外,音乐的严肃宣传(有时甚至是宗教性的)已经不可避免,尤其是交响乐这一音乐流派,在他手中被重新定义,长期以来一直是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尽管有理由嘲笑这种“附加值”)。于是,“严肃的音乐”出现了,它不仅是用来听的,而且是用来分析和解释的,而且是用来宣传和鼓励的。它也深深地融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机制。在一些政治和流行文化中,贝多芬的音乐(确切地说,他音乐中一些著名的动机和旋律)通过广播、电影、电视和互联网发挥了声音的图像学作用。
但同样在西方,当贝多芬的遗产被封为圣人时,曾经神圣的贝多芬开始走下圣坛。在“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研究者眼中,贝多芬就像从尘封多年的宝箱中取出的圣骨一样,很快就从博物馆的包装中分离出来。它也像著名的帝陵,只是一根枯骨。解构主义并不能消除贝多芬对西方文明的意义,但它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理解的可能性。通过对长期被忽视的史料的整理和对许多看似确定的结论的再评价,我们发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贝多芬”:是在1770年至1827年期间一直在德国(主要是维也纳)生活的精神史伟人,这引发了一系列的支持我们以前试过列出的共同特征是一个普通人。后者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表现出与贝多芬概念化的背离。然而,理解这一矛盾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概念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