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众多汪曾祺的作品。在豆瓣上可以检索到汪曾祺的著作211篇。书名中经常使用“有趣”、“谈论饮食”、“品味”和“人类世界”。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汪曾祺是一位生活平淡幸福、吃喝玩乐、种花种草的可爱老人。他还说他的作品真的很“轻”。当然，这不是他的本意。”我没有经历过太多波澜壮阔的人生，也没有见过什么有权势的人——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普通人和事，或者像江白石所说的“世上小孩子”。我只能用平常的思想和感情去理解，用平常的方式来表达。”这是汪曾祺对自己生活和作品的点评。然而，我们不能相信老人的话是真的。

与许多同龄人相比，汪曾祺的经历既不传奇，也不曲折，但说他没有任何波澜，也没有遇到过几个“有影响的人物”是错误的。早年，汪曾祺就读于西南联大。曾就读于沈从文、金岳霖、闻一多等著名学者。后来，他成了“右派”，被分配到农业科学研究所进行劳动改革。“文革”期间，江青“解放”了这个“鬼魂”，要求他改掉沙家浜。白天仍被批评的汪曾祺，晚上坐在江青旁边。1970年，在江青的赏识下，汪曾祺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支持柬埔寨人民群众大会”，成为听众中唯一的学者。在创作上，汪曾祺是中国早期有意识地尝试意识流的作家，这可以从他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复仇》、《等车》、《学校的钟声》中看出，在80年代末，他还谈到了“腐朽的改革”，希望从中国神话传说中找到现代主义，探索中国的“神奇现实”。他改写了《聊斋志异》十三篇故事集《聊斋志异》。

1997年汪曾祺去世后，人们对他的作品的热爱与日俱增。他的散文和小说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他的金句在微博上随处可见。但如果我们只看到吃喝玩乐的汪曾祺，恐怕还不足以理解为什么他在文学史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也会削弱这位学者的立体品格。

在2020年汪曾祺诞辰100周年之际，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汪曾祺的其他作品。这一系列丛书的编委会成员包括专业文学研究人员、汪曾祺的“头号”粉丝、汪曾祺的后人。他们希望用这本小书以轻松的方式呈现出更全面的汪曾祺。最近，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与会嘉宾畅谈了汪曾祺对作品出版的态度和近年来的“汪曾祺热”。《别集》编委之一、汪曾祺的孙女王晖最后呼吁出版社多关注中国当代作家，探索和支持中国文学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