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继承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面临的一些最棘手的信息治理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美国经济的技术基础，甚至全球经济如何运作。一方面，拜登政府需要最大限度地发展科技专长，以扩大经济增长，为科技产业政策奠定正确的基础。另一方面，政府面临着巨大压力，要阻止中国在技术领域与美国及其盟友竞争的努力。

不幸的是，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矛盾。自由搜索和快速分享复杂信息往往会提高科学事业的效率和生产力，无论它们是否跨越国界。然而，促进透明度、分享和阻止中国在最先进的技术领域处于有利地位是矛盾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赢得大国的冲突和追求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完全违背了这两项要求。

正如罗里·特鲁克斯(Rory Trux)在"大西洋月刊"上所说的那样："最后，美国政府必须承认，某种程度上的知识产权损失是美国开放的代价。"共享数据和计算机代码，分发工作文件，公开传播研究报告，向所有人开放。这种模式比限制性更强的替代模式有效得多。

正如特鲁克斯指出的那样，这些问题中有许多发生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幸的是，是否支持美国的高等教育产业已成为一个党派问题。这种紧张局势在欧洲也出现了，也出现了关于学术机构自由的文化冲突。幸运的是，美国一些对高等教育持批评态度的人也警告不要对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实施严厉限制。

如果美国在未来严格限制知识交流，不管是阻碍学生研究项目的交流，还是拒绝为外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提供便利，那么在这样的未来，技术发展将放缓，经济增长效率下降；同样，如果未来的中国学生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全或签证而难以在美国学习，那么在这样的世界里，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就会被削弱，陷入贫困。